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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父亲曹禺

更新时间:2015-05-11 10:43:57 来源:网络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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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隔二十四年,北京人艺再度献演沪上。这次为六十周年庆生,人艺所携的五部大戏中,曹禺父女的作品就占了两部,除了曹禺的名剧《原野》外,还有曹禺之女万方的新作《关系》。

曹禺身为人艺的首任院长,也是人艺保留剧目的创作源头之一。但在女儿万方看来,《雷雨》、《原野》、《日出》等虽然长演不衰,但都是曹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而成,而其1949年后的作品几被后世遗忘。

曹禺的创作力由盛转衰,业内公认的时间点是1949年后,而这远非那个时代的孤案。与曹禺同辈的作家钱钟书、沈从文,也几乎在同时出现了创作力下滑。

这本身也是时代在曹禺以及其同时代人的创作生涯中留下的印记。万方曾以父亲晚期的心境为原型,在上世纪80年代写成一部两幕剧《谁在敲门》。人艺的前院长于是之和导演夏淳看过本子后,“觉得有意思”,但在曹禺百年诞辰时公演的计划最终没能付诸实施,该剧迄今仍未搬上舞台。

“也许是我们的时代仍未准备好直面这个问题,或者这个问题已经过时。”万方的身子往沙发里一斜,眼神闪过欲言又止的遗憾。



桎梏

1954年,长达4个多小时的人艺第一版《雷雨》首演,在今天的中国儿艺与观众见面,因为屋子简陋,演出时居然是“外面下大雨,里面下小雨”,但观众热情高涨,有的是拿着铺盖卷排队买票。

时值曹禺上任人艺首任院长第三年。曹禺出生于1910年,三十岁之前,就已经写出了《雷雨》、《原野》、《北京人》、《日出》等七部现代汉语的经典剧作,至今仍被奉为经典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在1949年后的三十多年里,他的创作掐指算来,统共只有两部半。

一部是《明朗的天》,写协和医院的一群知识分子接受改造,但写完了,却只令他徒生疑窦,“我也是个‘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’,那我怎么写别的知识分子改造好了,实在是捉摸不透”。翻案之作《王昭君》是周恩来派下的任务,用意在“歌颂我国的民族团结”。《胆剑篇》则是“集体创作”风行时,曹禺带着于是之、梅阡搞的。当时全国各个院团都在重写卧薪尝胆的故事,以落实中央的宣传政策,在“三年困难时期”里鼓动老百姓扎紧裤腰带。

这些新作在舞台上,均只是昙花一现。曹禺的朋友、画家黄永玉在给他的信里,说得最直言不讳,“我不喜欢你1949年后的戏,一个也不喜欢。”老朋友巴金也旁敲侧击,“你心里是有宝的,要把它写出来,不要让它就过去了。”

万方在为父亲身后整理遗稿时,才得缘亲见父亲在这一时期留下的大量剧本大纲和对白残篇。它们大多在稿纸上只开了一个头,又一个个夭折了。

外界多把曹禺创作力的一蹶不振,归因于“文革”所造成的精神刺激;而知己如黄永玉,则直指他“为势位所误”。在万方看来,这两种说法都不完全对。“你想象不到他这么个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的斯文人,在1949年解放军进北平的时候,还在游行人群里亲自指挥过锣鼓秧歌队。”

万方曾经担任过《日出》电视脚本改编,进而分析,“从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《日出》里,你就可以看出他当时作为一个热血青年,是真切地希望这个正在堕落的旧社会被彻底地摧毁。抗战期间与周恩来在重庆的见面,似乎让他改变了不少。他真心体认文艺创作要服务于某个更大的目标,尽管这个目标是什么,他并不清楚。”

枯竭

万方第一部被搬上舞台的剧作是2010年的《另一种毒药》,并一举摘得了“2012现代戏剧谷最佳编剧奖”。此时她已年近六十,积累了好几部小说和影视剧的写作经验。而她的第一部剧作,其实是二十多年前写作的《谁在敲门》。

该剧的主角正是从父亲曹禺身上幻化而来的。剧中人有过了不起的创作,后来创造力突然消失,但奇怪的是一顶闪光的帽子始终戴在他头上。在“文革”中,这顶帽子被揪下来,连同脑袋一起扔进了屎坑。不想“文革”结束后,帽子和头再次被按在了他的身体上。

“这是出于我所处的独特位置的切身感受。”万方说。在晚年曹禺身边,目睹了他靠安眠药麻醉自己,消磨内心的痛苦。

有一次清早醒来,看到父亲满面是血,玻璃渣子插在头发里,样子骇人。因为夜里在药物的致幻作用下,他昏昏沉沉一头撞上书橱,自己却浑然不觉。

那段时间,曹禺枕边总放着一本《托尔斯泰评传》。有时,他读着读着突然撒手,嚷嚷起来:“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。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,不然我不干。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。你知道吗?”

睡在隔壁房里的万方,时常被父亲房里突然爆发出的一连串声嘶力竭的呼喊惊醒。“小方子!我要跳下去!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,每天用嘴活着!托尔斯泰那么大岁数还要离家出走,我也要走!”

可第二天早晨醒来,他又怏怏地自嘲,“就我,还想成托尔斯泰?”

现实主义

在1949年后的创作中,曹禺笔下的剧中人不再有善恶互搏的复杂度,而把“是”“好”挂在嘴边,变得“高大全”起来。

“这就是奉命文学,写命题作文儿呢!”在万方看来,父亲对人的认识向来是比较悲观的,对女人则是充满了极深的同情,哪怕是《日出》里的妓女翠喜。“但这种最根本的看法,和社会的要求是不符的”。

曹禺在1980年代谈及这些晚期创作时,反省道“尽管当时是很想去适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,但是硬着头皮写的,现在看来是相当被动的。”回顾早年的创作,写《雷雨》时他根本“没有想到要达到一个什么戏剧效果”。

“文革”期间,上面要求修改《雷雨》,他二话不说,自己动手加强了鲁大海这个角色,以突出他身上的“阶级性”。而曹禺在年轻时曾试读过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,但拿起书只翻了头一两页,就放下了。

创作的身心受到束缚,家门口则被张贴上了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的污名,曹禺怀疑自己“是我全错了,我痛苦极了”。他甚至向万方的母亲方端要求,“你帮我死了吧!你用电电死我吧!”

他在回忆中念及,宁愿羡慕街道上随意路过的人,一字不识的人,没有一点文化的人。“他们真幸福,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,没有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。”

及至曹禺的晚年,初出茅庐的青年导演王晓鹰在人的引见下找到了北京医院,提出想要重排《雷雨》。这个年轻人有个大胆的设想,要把鲁大海这个角色拿掉。“我爸爸一听,马上说‘好呀’。我当时在场,想这多少实现了他未了却的夙愿,有种自我否定的快感。”

今年的人艺六十周年的座谈会上,“现实主义”之争被重新提起。只是当今所谓“现实主义”的界定,已经从艺术与社会的关系,泛化到从舞台的空间设置、演员训练到台口的方向等一套约定俗成的表演体系。而传统的“郭老曹”剧作演出形式,被公推为“现实主义”的典范。

万方自陈个人的戏剧审美其实也经历着变化。最初认为像父亲的那套“现实主义”最牛,原汁原味儿就是最好的。到2010年看了李六乙在香港排演的《北京人》,慢慢开始接受更多后设话剧意味的处理手法。当时整个舞台设计都是倾斜的,布景用的纸片剪影,鬼气森森中隐含着巨大的象征,让这出四十年代的创作崭露出新意。

“我想我父亲要是还在的话,他会愿意尝试这些新东西的。”万方说,当年父亲和童道明一起出国考察,进入到一个黑匣子,父亲立时意识到,“这是个搞戏剧的好地方”。而高行健他们的《绝对信号》刚推出时,“很多人反对,我爸就说好”。作为一个纯粹艺术型人格的人,他对于新的表现手法有着天然的敏锐。

父女“同台”

病榻上的曹禺在心境灰暗时,会找来弘一法师的书,翻到其中一页,念给万方听:“水月不真,惟有虚影,人亦如是,终莫之领。”他放下书,静了一会儿说,“这是另外一个世界,和马克思的世界不一样,和资本主义世界也不一样。你觉得如何?”

1994年,也就是在曹禺故世前两年,人艺重又上演《雷雨》,曹禺还想挣扎着从病榻上起来看戏。万方在医院、剧场两头跑,回来把《雷雨》重演的情况讲给父亲听,“老人家不住地问,‘你觉得怎么样?能看得下去吗?观众都还坐得住吗?’”

“他最爱听的就是普通观众嘴里的话,像‘这有意思’‘真来劲’!可时至今日,戏剧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如今的国家剧院基本就剩北京人艺、国家话剧院和上海话剧中心三家,当年向话剧施压的是政治的手,现在则是另一只市场的手。”

万方和父亲一样,还是习惯坐在观众中间,检验自己戏剧的反响。最近一部感情伦理剧《关系》在北京上演时,她听到观众席上的阿姨们窃窃私语,体谅起两次出轨的男主人公的内心世界,她颇为得意。

卸下了种种政治目的和市场指标的考量,万方和刘恒、邹静之干脆成立了一个“龙马社”,排演合自己口味的戏。它们和国家话剧院的合作,以免场租、票房五五分成的方式,可以更灵活地在出资方和观众间周旋。“龙马社”上演的《操场》、《我爱桃花》等剧,都演过了一百多场,也成了此次人艺访沪的重头戏。

父女的剧作同台上演,多少弥补了万方心中父亲的创作遗憾。从1981年到1983年间,父亲从上海写来的信,几乎都说到写作的问题,它们也成了曹禺晚期最宝贵的精神遗产。

不时重温父亲晚年的文字,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居住的铁狮子胡同的中央戏剧学院宿舍。父亲的书房是一排小北房里的一间,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海棠树。她和同学在海棠树下跳皮筋,一扭头就能看见爸爸光着膀子,趴在窗前的书桌上写作。炎热的夏天,书桌上的一个脸盆里盛着一大块冰。(文/南都周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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