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祝勇:许多人云亦云都是不靠谱的

更新时间:2015-05-08 13:03:37 来源:网络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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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化的故宫

3月中旬,祝勇领我们从西华门清凉的门洞穿入紫禁城,在紫禁城内惟一的西式建筑宝蕴楼前,他指向右前方一座石桥后隐蔽的树林说:从那里就能看到武英殿了,李自成当年就在那里登基。

“为什么不在太和殿登基?”他在《故宫的风花雪月》的《自序》里解释过:“李自成登基那一天,他没敢选择太和殿,那气场太强大,让这个草莽英雄一下子就失去了底气,于是选择了偏居西侧的武英殿,登基的当天夜里,李自成就带着他的人马匆匆离开,再也没有回来。功败垂成的李自成不会知道,360多年以后,有一个名叫祝勇的北京故宫博特院研究人员,上班时都要从那座让他刻骨铭心的宫殿旁边走过,心里想象着他登基时的窘迫与仓皇。”

祝勇:许多人云亦云都是不靠谱的

“还是写写转型中的故宫吧。”祝勇两次向我提议。他知道,这部2013年出版的作品再度引起媒体关注,部分原因在于,今年是故宫博物馆建院90周年。眼下,他的下一本书《故宫的隐秘角落》即将出版。新著中,他继续探寻故宫里的深宫冷院,未曾开放的神秘遗址,绕其林林总总人与事,套一现代说法:与历史中人“对话”。

为此,有媒体称他是“历史侦探”。这位“侦探”的来龙去脉,倒无须费力查探:主编过《阅读》《布老虎散文》。担任过大型历史纪录片《1405,郑和下西洋》《辛亥》《利玛窦:岩中花树》总撰稿。早年曾是倡写“新散文”的中坚一员——我问过他,这两部关于故宫的著作中,延用了“新散文”哪些特质?他总结了三点:一是呈现内容的丰富与复杂;二是表达上综合性;三是讲求语言的唯美质感。2011年,他就明确提出,“真正的写作是一种综合写作。需要一个人的综合素质。”他的好友、《十月》副主编宁肯评价,《故宫的风花月雪》以作者充满个人化的表达,结合史学与艺术修养,弥合故宫与现代之间的鸿沟,使其不再是刻板讲解中的历史遗产,“让人感到故宫的再生。”

宁肯曾在故宫周边住过四五年,他觉得“那里缺乏一种个人化的东西”。得知祝勇调入故宫学研究所工作时,他既高兴又隐隐担忧,“祝勇比较强调个人化。我担心他到了故宫,会不会被故宫‘吞噬’。”祝勇对他说,自己想写一系列艺术散文,用今人的文化视角来写故宫藏品时,“我知道他肯定写得与众不同。但到底怎样,心里有点没底。只是跟他说,你先写吧。”2012年,他读到祝勇发来第一篇文章,围绕王羲之《兰亭序》而作《永和九年的那场醉》时,内心激动,“故宫变得‘年轻’了,开始具有一种现代化的讲述,能重新打开历史,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。”于是《十月》上,就有“故宫的风花雪月”专栏。

“我认为,东晋时期,王羲之这一代知识分子还没有一条非常清晰的道路展现在面前。虽然乱世刚过,生活慢慢安定下来。而知识分子毕竟具有理想情怀,生命如何寄托,每个人还是有所彷徨。王羲之也不例外。《兰亭序》流传千古,成就他一世英名,却与他的理想存有一定错位。他本想当官报效朝廷,服务天下百姓。恰恰他被贬官之后,酒后失意,写下《兰亭序》。”祝勇承认王羲之放任自由、潇洒飘逸的艺术气质,与他心心相印。在其身上,他思索过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所在,“我身边很多朋友同学都有当官。我觉得我一没有那个本事,二是内心真的不想。我就觉得做一介文人书生,写点文字,不管能否留存,我这一辈子就没白过。”

“故宫对于您是怎样的世界。”下午四五点,从今年即将开放的慈宁宫一路漫行,摄影师问祝勇。

“独立而静谧。它停留在自己的时间里,不受现代时间的干扰。”他若有所思地说。

故宫的现代化

人物周刊:从1990年代写作《北京之死》,到辞去体制内工作,游走四方,编写一部《中国记》,你好像一直在寻找一个深入中国历史与文化的“落脚点”。而这个“落脚点”,恰好落在北京故宫?

祝勇:辞职的时候,当然不会想到未来将在哪里落脚,只是想趁着年轻,多看看世界,就凭着那么一股冲动,几乎跑遍了中国。没有想到,那些年的经历,今天在故宫全都有用。

我本科是86级,1990年工作,从那时开始,我在出版社工作了12年。选择出版社是因为我喜欢写作,也喜欢编书,这是跟写作最接近的职业。没有想到的是,那家出版社的领导非常狭隘,不允许编辑从事写作,认为这是“成名成家”的思想在“作祟”。尽管我都是在业余时间写作,从来没有妨碍过谁,但在那样的体制内单位,业余时间可以用来喝酒吹牛拍马屁,但如果用来读书写作,就会被视为另类。王小波写过一篇《一只特立独行的猪》,我看过以后觉得,我与那只猪心心相印,所以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落荒而逃。

我从2002年开始了大面积的奔走,先是浙南山地、楠溪江流域,然后山西、江苏、四川、云南,一路跑下去。跑的都不是大城市,都是“老少边穷”,去体验乡土文化,寻找历史现场。可以说风尘万里,但内心越来越丰富,无数古籍中提到的地名变成眼中鲜活的风景,让我很兴奋。那些年就是在这样一种兴奋的状态下度过的,而且,我发现自己的野外生存能力越来越好,原来爬上一座山就气喘吁吁,后来变得步伐轻快,非常适应山地。

那时我没有想到,这种扩散型的奔走和写作,最终都会收束在故宫的红墙里,好像是一种有意的安排,因为故宫里的建筑文物,虽然是集中的,但它们牵动着中华整体文化,没有一件是孤立存在的。而这些年的见识,刚好可以让我从文化的整体性出发,去认识一座建筑,看待一件文物。

比如故宫的雨花阁,虽然明代就有,但在清乾隆年间,依照西藏阿里古格的托林寺,建成了一座藏传佛教的密宗佛堂。阁顶上飞舞着4条巨大的蟠龙,游客们站在三大殿的台基上就可以望见,但无法走近,因为雨花阁目前还没有对游人开放。我第一次进入雨花阁的时候,看见里面的佛像、法器、唐卡等,还按照乾隆时的原样陈列着,上面落满了灰尘,就说,那些灰尘都是文物。

在故宫,像这样的藏传佛教遗迹、文物很多,原因是清朝所有皇帝、皇后、太后都信仰藏传佛教,与西藏的达赖、班禅关系密切。藏传佛教对整个清朝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巨大。所以故宫里的许多建筑、文物,可以与西藏的建筑、文物对应起来看。从北京到拉萨,甚至到阿里,可以说山重水复,却因文化而联系成一个整体,这样的联系,既神秘又奇妙。所以我说,故宫不是一座文化孤岛,而是与各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要看到中华文明不同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。我不懂藏学,不识藏文,但几乎已经跑遍了西藏,也去了四川、青海、云南、甘肃几大藏区,对藏族文化多少有些认识。我的太太就是藏族人,我还写过一本《西藏,远方的上方》,这些年进行了补充修订,以《西藏书》为名,放进了“祝勇作品系列”。从这个角度上说,自2002年辞职,到2011年进故宫工作,近十年的奔走,还是有意义的。

人物周刊:故宫建院80周年时,你出版了《旧宫殿》,现在90周年,你又将出版《故宫的隐秘角落》,这10年来的故宫有什么变化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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